 |
Ding Baozhen—an outstanding minister of the Qing Dynasty 文/史继忠 | |
|
|
我见过一张丁宝桢生前的照片，气宇轩昂。他身材魁梧，“南人北相”，一副又多又长的花白胡须，飘然胸前，显出大家风范。目光炯炯，两眼直视远方，使人感到正气逼人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杀安德海一事，朝野震惊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那“小安子”，虽是个太监，却仗着“老佛爷”的宠信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，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。挂着“采办龙袍”大旗的船来到山东，趾高气扬，任所欲为，沿途官员不敢稍有怠慢。丁宝桢在泰安将他逮了，连夜送济南审讯，以“太监私自出京”的理由定罪，就地正法。左右的人大惊失色，劝道：“丁公虽不怕死，难道不顾及子孙？”丁宝桢喟然而叹：“为民除害，身家性命早已置之度外。” 自电视连续剧《丁宝桢》在全国播放以后，这位“前门接旨，后门杀人”的清代名臣丁宝桢，就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。这部电视剧是山东台拍摄的，剧中场景多在山东，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在山东发生，所以，一般观众都以为丁宝桢是山东人。其实，他是贵州平远州（今织金）牛场人。丁宝桢，生于嘉靖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中进士，以此步入仕途。他在山东做了十年巡抚，又在四川任了十年总督，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在成都逝世。 | |
|
噩耗传出，山东父老悲恸、惋惜、哀叹，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山东，葬于历城（今济南）九华山麓。灵柩运至山东，哭声震天动地，人们在原野上奔跑，在心灵中哭泣。一个外乡人，被山东视为“贤良”，垦请将他归葬山东，为他立祠祀奉，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和爱戴。他离开山东十年，人民对他如此思念，情之深，爱之笃，说明他的不朽。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丁宝桢在山东为民造福的业绩。他时刻关怀民间疾苦，把治理黄河作为“政事第一要务”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，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，水势汹汹，南灌运河，遭运受阻，田庐漂没，人民叫苦不迭。丁宝桢自告奋勇，奏请主持运河工程，下令各级官员：“倘敢阳奉阴违，有心贻误，一经验实，即将该员正法。”雷厉风行，于次年春工程告竣，大堤“一律安澜”。又过了两年，黄河突然在直隶开州石庄户决堤，全黄东注，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数十州县悉被淹没，而五省河官束手咋舌，互为推诿。丁宝桢自己捐出巨款，令其子丁寿鹤押解前往山东散放，人民感激不尽。这种爱民的好官，人民怎能忘怀？
| ||
|
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狼烟四起，民族灾难深重。在这“烽火惊传遍九州”的岁月，他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主张“以战制和”，加紧防御。面对外面“船坚炮利”的现实，丁宝桢致力于“求富自强”的洋务运动。他亲自踏勘山东海岸，决定在马头嘴、石岛、烟台、庙岛、小石岛等洋舰必经之地构筑烟台，密植树木以作掩护。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，痛斥“墨守帮常”的人。认为中国要自强，必须学习西方，“精求武备”，“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”，这样才能“弃我之短，夺彼之长”，于是创办山东机器局，继后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，成为山东、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。 他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不同，把“自强”立足于“自富”的基础之上，在办洋务的同时，更关注富国富民。在四川总督任上，他做了一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，实行“盐政改革”。盐是四川经济的重要命脉，是财政收入的大宗，但在此之前，由于体制僵化，官员腐败，走私猖獗，盐业一落千丈，致使财源枯竭。丁宝桢整顿川盐，将原先的“官运商销”，在盐场设立厂局，在销售口岸设立岸局，将盐发给私商销售。川盐销往贵州有四岸，即永岸（四川叙永）、仁岸（贵州仁怀）、綦岸（四川綦江）和涪岸（四川涪陵）。为了使川盐畅销，首先废除沿途关卡的苛捐杂税，一律并入盐税统一征收。严惩贪官污吏，将中饱私囊的四川盐茶道蔡逢年等撤职查办，一扫官场积弊。又大力打击盗贩私盐的奸商和走私集团，将横行长江的“大股私枭”如“江大烟杆”、“谭二疯子”等人斩首示众，盐政改革通行一年，成效显著，财政收入大增，盐商运销两旺，人民食盐不感困难。不仅四川得利，而且贵州人民也受益。 成都平原受惠于都江堰，但因多年失修，堤堰多有毁坏，以致反遭水灾。丁宝桢到四川后，决定重修都江堰。他起初改筑石坝，但洪水到来便将堤坝冲垮。他认真检讨失败原因，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，易于使水“溢泄”，于是恢复古法。用了四个多月时间，共挖出淤泥40余万方，砌筑堰堤12000丈，修复人字堤130余丈、分水鱼嘴3处。又维修了飞沙堰、白马槽、平水槽的导洪工程，于沿江两岸植树保持水土。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，川西十四州县无旱涝之忧，田原美美，百姓宴然。他死后，四川人民感其功德，在都江堰的二郎庙为他立起雕像。 丁宝桢的政绩，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。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：“上谕为政，首在得人”，只有“重用德才兼备之人”，才能把事情办好，所以，“深维求治，以任贤为急”。他用人的标准，一是“居心行事”二是“苟异于人”，也就是说，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，而不是“只会做官不会做事”的“阿混”。对人才的考察，必须“察其言，观其行”而后“知其人”。每到一处，便悉心查访，但遇心术正大、才识卓越、能办实事的人，便极力保举、提拔。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“才识开拓、器向宏深，明干笃实”的人，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。办洋务，保举了一批“博求通识之士”，如薛福成、张荫桓、黎庶昌、徐建寅、曾昭吉等，他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之材，在实业、外交上作出了贡献。他保举了贵州人唐炯和华联辉，在盐政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。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、鲍超等，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。他识一批才，就使国家多一批栋梁；提一批官，就多做一桩利国利民的事。 | ||
